陳濟棠（1890—1954），字伯南，1890年出生于廣東防城港（今廣西防城港），漢族客家人?；浵弟婇y代表，中國國民黨一級上將。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、中華民國農林部部長。長時間主政廣東，政治上與...

陳濟棠（1890—1954），字伯南，1890年出生于廣東防城港（今廣西防城港），漢族客家人?；浵弟婇y代表，中國國民黨一級上將。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、中華民國農林部部長。長時間主政廣東，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，在經濟、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面則頗多建設，有“南天王”之稱。1950年4月海南解放，去臺灣，任中央評議委員、總統(tǒng)府資政等職。1954年11月3日晨，因到臺北“風化區(qū)”探測辦學校址，突患腦血管栓塞癥，卒于村舍。

人物生平

陳濟棠于1890年2月12日出生在東興馬路鎮(zhèn)客家人聚集區(qū)一個亦耕亦讀的家庭。父親名謙受又名金益，系清季秀才，在鄉(xiāng)間設私塾，教書多年。大哥陳維周，早年在防城東興做過星相業(yè)，篤信陰陽邪道，對陳濟棠的影響極大。他6歲開始入私塾讀書，8歲喪母。他性孝，待人接物總顯出一片忠誠，故頗受人稱頌。16歲時應鄉(xiāng)試，榜列第3。因感于國家外侮頻仍，清室行政腐敗不堪，他無心再求仕進，蓄志從戎，曾先在縣城習警政，后于1907年入廣東陸軍小學。次年春，他由陸小教官鄧鏗介紹加入同盟會。

辛亥革命后他轉入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。之后任粵軍軍官，從排長累升至團長。

1913年，陳濟棠在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步兵科畢業(yè)后，在廣東地方部隊任排長，不久升任連長。1915年，他參加討袁（世凱）倒龍（濟光）戰(zhàn)爭。失敗后，輾轉到肇慶投護國軍的林虎部。1917年，他奉命率部駐防陽江剿匪。亂平后，他率先以兵工作修橋建設，因而積功升任營長。1920年粵桂戰(zhàn)爭中，他脫離了林虎部。11月，粵軍參謀長鄧鏗組建粵軍第一師，他應邀在該師任第四團第1營營長。1922年6月，陳炯明策動反對孫中山，并要挾廣東所有部隊參加他的反叛行動。團長陳銘樞因參與反對孫中山感到內心慚愧，不久離職去南京，第四團暫時由陳濟棠統(tǒng)領，回駐肇慶。年底，孫中山聯絡滇軍楊希閔、桂軍劉震寰入粵討伐陳炯明，陳濟棠表示支持孫中山。此時，奉陳炯明之命去梧州指揮打滇桂軍的葉舉，路過肇慶，逼第1師將領飲雞血酒發(fā)誓表明同心打滇桂軍。在李濟深的布置下，陳濟棠與鄧演達、張發(fā)奎奮起兵變，配合滇桂軍合力進攻，擊敗了陳炯明的叛軍，重新占領了廣州。

1923年1月，陳濟棠升任第1師第2旅旅長，率部隨師長李濟琛移駐江門整訓。4月，桂軍沈鴻英部進攻廣州，第1師奉命討伐，溯西江追擊。陳濟棠指揮第2旅配合張發(fā)奎、鄧演達部攻破肇慶城，并乘勝占領了西江。7月，兩廣革命勢力在梧州會師，成立西江督辦公署，李濟琛任督辦，陳濟棠兼任督辦公署參謀長。此后，他奉李濟深之命與徐景唐等曾3次率部入廣西，協助黃紹竑、李宗仁、白崇禧收拾桂局，解決了沈鴻英、陸榮廷的部隊，統(tǒng)一了廣西，與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

1925年7月，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，粵軍第一師擴編為著名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，李濟深任軍長，陳濟棠任第十一師師長。1926年7月，北伐開始后，陳濟棠留守廣東，被任命為欽（州）廉（州）警備司令。該年秋冬間，陳率部參加第2次東征和南征戰(zhàn)役，一直打到海南島。

雖然陳濟棠自詡為“中山先生堅定的追隨者”，但他卻始終不贊同孫中山“聯俄，聯共，扶助農工”的三大政策。在駐北海期間，陳濟棠壓制工、農運動，排斥進步青年，無所不用其極。他長期與胡漢民、古應芬等國民黨鐵桿右派來往密切，是國民黨內部最早喊出“清共”的叫囂者。此外，他又使其兄陳維周承辦各項捐稅，從中牟取暴利，引起了各方不滿。

面對外界的強烈指責，陳濟棠不得不在1926年底辭去第十一師師長的職務，去蘇聯和一些歐洲國家進行考察。四個月之后，蔣介石發(fā)動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變，在上海、廣州進行大屠殺。在國外的陳濟棠得知這一消息后，認為自己東山再起的機會到了，遂前往南京，向蔣介石呈上了一份反蘇反共的報告。正逢“寧漢分流”的蔣介石，得此“見面禮”如獲至寶，馬上就讓陳官復第十一師師長原職。

回到廣東后，陳濟棠大肆擴編軍隊，排斥鄧世增等異己，培植自己在粵勢力。隨后，他在“反共先鋒”薛岳的相助下，讓葉挺、賀龍率領的南昌起義軍入粵的計劃受挫，同時，他還平定了張發(fā)奎、黃琪翔為汪精衛(wèi)武漢國民政府奪取廣東的“張黃事變”。連立“大功”的陳濟棠受到了蔣介石的格外器重，升任被稱為“鐵軍”的第四軍軍長，同時為廣東西區(qū)善后委員，下轄廣州等廣東最為膏腴富庶之地。

1927年北伐期間，共產黨在南昌武裝起義，葉挺、賀龍南下廣東潮、梅一帶。陳濟棠率軍阻截。1928年后任第4軍軍長兼西區(qū)綏靖委員、廣東編遣特派員，討逆軍第八路軍總指揮，曾率部鎮(zhèn)壓工農武裝。

1929年3月，選為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。同年蔣桂戰(zhàn)爭起，李濟深被蔣介石扣押在湯山，陳濟棠支持蔣介石。之后，陳升任第4軍軍長兼廣東綏靖委員，駐扎廣州，4月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八集團軍總指揮，統(tǒng)領廣東海陸空三軍，掌握了廣東省黨政軍大權，人稱“南天王”。

1930年3月，陳濟棠坐鎮(zhèn)梧州，指揮粵軍繼續(xù)向廣西腹地進攻。

1930年5月，中原大戰(zhàn)全面爆發(fā)。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黃紹竑和張發(fā)奎，為策應馮玉祥、閻錫山作戰(zhàn)，乃放棄廣西，揮軍入湘。陳濟棠獲悉桂軍入湘后，即命余漢謀師至貴縣接替蔡廷鍇師防務，將蔣光鼐、李楊敬、蔡廷鍇師調至韶關一帶，集中待命。6月3日，張桂軍攻占長沙，前鋒進抵平江、岳陽，蔣介石急電陳濟棠派兵入湘，截擊張桂軍。陳即任命蔣光鼐為前敵總指揮，率第六十師（師長蔡廷鍇）、第六十一師（師長蔣光鼐），第六十三師（師長李楊敬）入湘作戰(zhàn)。6月10日，粵軍突然攻占衡陽、衡山、安仁一帶，把張桂軍攔腰斬斷，使其首尾不能相顧，迫使張桂軍于15日放棄長沙，退屯禮陵。時其后續(xù)部隊黃紹竑部，也被堵截，屯聚于祁陽。

中原大戰(zhàn)結束后，蔣介石要求他裁減軍隊，削減軍費，蔣支持的省主席陳銘樞又同他明爭暗斗，更引起他的不滿。

1931年，乘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，通電反蔣并驅走廣東省長陳銘樞。同年5月，汪精衛(wèi)等于廣州另立國民政府，陳濟棠被選為廣州國民政府委員、軍事委員會常委、第一集團軍總司令。同年9月發(fā)生“九·一八”事變后，廣州國民政府取消。表面上，全國黨政復歸于統(tǒng)一，但兩廣仍維持半獨立局面。此時， 古應芬病死，胡漢民只主持西南政務，陳濟棠實際上已成為握有軍政大權的“南天王”。

1932年，任國民黨西南執(zhí)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委。

1932年3月，蔣介石準備對中央蘇區(qū)進行第四次“圍剿”，任命陳濟棠為贛、粵，閩、湘邊區(qū)“剿匪”副總司令（總司令蔣介石）。初時，陳猶豫重重，遲疑不決，一怕派兵入贛必被紅軍糾纏，難于擺脫，二怕蔣介石乘粵軍在贛南與紅軍作戰(zhàn)之際，突然由湖南進兵襲取廣東。后來，防守贛州的蔣軍馬昆旅長頻頻來電告急，蔣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議和決定，火速出兵，陳才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、南康，去解救贛州蔣軍之危。但范旅到達新城時，遭紅軍伏擊，損失了兩個營。陳為顧全面子和保衛(wèi)粵北，遂派余漢謀指揮六個師又一個旅擔任福建、贛南，粵北地區(qū)的“清剿”，配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(qū)的“圍剿”。但陳對余部交待，同共軍作戰(zhàn)要特別慎重，各部均要加強縣城或鎮(zhèn)的防御工事，以固守為主，非有必要不能派大部隊出擊“掃蕩”。不久，陳又派黃任寰的獨立一師進駐閩西，參加蔣介石對江西、福建紅軍的“圍剿”。

1933年9月，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大軍向中央蘇區(qū)進行第五次大規(guī)模的“圍剿”。陳濟棠被任命為南路軍總司令，指揮十一個師又一個旅，構筑碉堡，扼守武平、安遠、贛縣區(qū)、上饒地區(qū)，阻止紅軍向南發(fā)展，相機向筠門嶺、會昌推進。11月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，李濟深、陳銘樞、蔣光鼐、蔡廷鍇電粵桂方面，請一致行動。陳濟棠怕失掉廣東地盤，表示“不忍茍同”。不久，他派兵入閩，配合蔣介石鎮(zhèn)壓福建人民政府，把十九路軍最后編成的黃春和旅繳了械，殺害了政治部主任徐名鴻。

1936年，聯合桂系，發(fā)動反蔣抗日的“六一事變”。失敗后經香港赴歐洲。

1937年，抗日戰(zhàn)爭全面爆發(fā)后，陳濟棠由歐洲回國，任國民政府委員及最高國防委員和戰(zhàn)略委員。1940年春更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。1942年，又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執(zhí)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。

日本投降后，陳濟棠奉命為兩廣宣慰使，由重慶回到廣州。他一面使林翼中進行謀取廣東省參議會議長一席，一面和一些文武舊部，共同創(chuàng)辦了珠海大學、海洋漁業(yè)公司和一個供失業(yè)的中上級舊部居住的新村，借此恢復勢力，重掌廣東政權。

1946年，任海南特區(qū)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。

1949年，任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。

1949年4月，陳濟棠被國民政府任命為瓊崖行政長官。就任后，他大力改善海南島的落后狀況，成立瓊崖行政長官公署，內設軍事、交通、民政、教育、財政、實業(yè)、農林、衛(wèi)生和秘書等處，并將瓊崖十七個縣劃分為三個行政區(qū)。同時，他還以私人資財支援地方建設，企圖以此島作為國民政府反攻的基地。他命令各縣市編練必要的保安部隊，由區(qū)保安司令直接指揮，“進剿”中共領導的人民游擊隊。行政長官公署編練兩個美械裝備的陸軍師。10月，廣東綏靖主任公署、廣東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和陸軍三個軍，像潮水般向海南島撤退。薛岳、余漢謀分任瓊崖防御正副總司令，陳濟棠則專管民政。此時，他見大權旁落，便把他的嫡系部隊兩個師調防榆林港，準備逃往臺灣。

1950年4月，海南島解放，陳濟棠去了臺灣，任國民黨中央執(zhí)委會常委及總統(tǒng)府資政。他正欲在臺設德明中學校，以紀念孫中山先生，不料于1954年11月3日在勘察校址時，突然患腦血管栓塞去世，終年六十三歲。獲厚葬于臺北市新北投。陳濟棠舉殯時，臺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儀仗。

主要貢獻

治理廣東

陳濟棠1929年至1936年在粵主政期間，對廣東發(fā)展頗有建樹。海珠橋、中山紀念堂、中山大學五山新校舍、愛群大廈以及廣州30多條馬路等市政建設成績顯著，懲治貪官污吏、整頓稅務機關、保護農業(yè)發(fā)展、因地制宜地將廣東農產品工業(yè)化，他在整理財政方面也頗有心得。陳濟棠提出要“改革陋習，刷新政治，造成模范新廣東”，他認為“為政在人”，因此設立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，實行考試，以資選拔。

陳濟棠還提出“教育是立國之本，是永久的事業(yè)”，提倡民辦中、小學校，設立圖書館，獎勵專門技術之研究及發(fā)明。在短短的三年內，廣東全省小學和中學分別增加了400余所和60余所，小、中學生人數分別增加了14萬和1.6萬人。而因為一直懷有深沉的傳統(tǒng)文化情結，陳濟棠還在廣東發(fā)起了“復古運動”，他大力提倡“尊孔讀經”，并曾以“一介武夫”的身份與大學者胡適展開過論戰(zhàn)，使國人為之矚目，成為當時中國傳統(tǒng)保守派的代表人物。

治粵期間，陳濟棠傾力于地方建設，對廣東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響。當時即廣受好評，贏得了極高的社會聲譽。

1980年9月，鄧小平同志在接見陳的兒子——陳樹柏博士（美籍華人、電子學家）時說：“令尊治粵八年，確有建樹。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懷念他?！?/p>

建設貢獻

陳濟棠在粵期間為廣州市政建設作了不少工作，同時，陳濟棠在其故鄉(xiāng)的現代化建設中也作出不少努力。據當地人介紹，陳濟棠曾在歐洲購置兩臺火力發(fā)電機，一臺放在廣州，而另一臺則在防城港，并興建發(fā)電廠?！斑@是當地最早的發(fā)電廠”。原防城港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耀恒是陳家后人，他告訴記者，自己小時候就在當地見過發(fā)電機。為了維護發(fā)電機的運行，陳濟棠在廣州以高薪聘請了一位技術人員去防城港。“他拿的工資最多，吃得也最好?！标愐銓υ摷脊た嗟纳聿挠∠笊羁獭３?，防城港最早的新式圖書館就是由陳濟棠興建以其父之名“謙受”命名，至今還在。據介紹，陳濟棠主粵期間，還為家鄉(xiāng)創(chuàng)辦了防城中學、防城醫(yī)院、慰慈救濟院等多樣新式民生機構。

推崇國學

陳濟棠是中國近代少見的儒將，不但嗜好國學，且一生以推崇國學教學為使命。在陳濟棠主導下，西南政務委員會擬訂了《廣東三年施政計劃》，其中，對民生、教育和社會發(fā)展等方面有較多關注，促進了這些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以教育為例，在計劃實施之后，廣東的教育經費1935年達503萬元，比1930年增加132萬，占全省預算10.8%。除加強國立中山大學和私立嶺南大學等10所高等學校外，還創(chuàng)辦了省立襄勤師范大學、省立國醫(yī)學院、省立體育專科學校、廣東陸軍軍醫(yī)學校等，并使全省的中小學數量分別上升了20和46個百分點。

陳濟棠發(fā)展教育尤其以傳統(tǒng)“忠孝”為主導思想。他提出尊孔議案，要全省大中小學校一律提倡“尊孔讀經”，把《孝經》列為中等學校以上的必修課程；又組織研究“固有文化”的明德杜、學海書院，開設講經班，研究經義，恢復孔子、關羽、岳飛的祀典等。1935年新文化運動的主將胡適南下，在香港演講就公開批評說：“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語體文，主張用古文，不但用古文，而且還提倡讀經書，我真不懂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，為什么別的地方已經風起云涌了，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？”結果深為陳濟棠所惡，強令取消胡適原定在中山大學的演講，并駁斥胡適“讀經是我主張的，祀孔是我主張的，拜關岳也是我主張的，我有我的理由。我有兩大政綱，第一是生產建設，第二是做人。生產建設就是實施三年施政計劃，可以盡量借用外國機器、外國科學，甚至禮聘外國工程師，但做人必須有本，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里去尋求”。

陳濟棠還熱愛中醫(yī)，主持成立廣東仁愛善堂向貧苦者贈醫(yī)施藥。20世紀30年代，南京政府方面有關中醫(yī)政策的制定紛爭未已。陳濟棠主導下的西南政務委員會則多次為中醫(yī)發(fā)言爭取權利。1934年，他聯合西南政務委員會唐紹儀、李宗仁、鄒魯等各常委為中醫(yī)藥致電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，提出“國醫(yī)國藥，實為一國之命脈所系”，呼吁早日給予中醫(yī)藥法定地位。陳濟棠這些堅持弘揚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的主張在當時充斥“全盤西化”，民族自信完全喪失的時代背景中是十分難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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